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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倾家荡产拍这部新片,只为揭开日军隐藏82年暴行

     一段历史,是828条生命在海上被屠杀,曾经在日本历史中被完全否认,即便在现有的官方记录中,也只是寥寥几句带过。


    一场生命的救援,是来自中国渔民英勇的义举,但在他们看来,自己并不是英雄,只是做了渔民该做的事情。


    这段历史正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,曾经鲜有人知晓,后来成为了韩寒作词、邓紫棋演唱的《后会无期》中的第一句歌词,“当一艘船沉入海底/当一个人成了谜”,也是如今管虎正在拍摄,朱一龙吴磊主演的电影《东极岛》的历史原型。



    2014年,韩寒首部电影作品《后会无期》开始拍摄,方励作为制片人参与创作。因为韩寒曾经的一篇文章《东极岛少年往事》,拍摄取景地选择在了东极岛。


    东极岛是浙江舟山东部的一座岛屿,当年还略显荒凉。只能从舟山乘船上岛,单船渡就需要两个小时。偶尔一次在前往东极岛的船上,热情的方励站在甲板上同船长聊天,得知在70多年前,曾有艘被日军征用货船,叫“里斯本丸”,在押送盟军战俘途这片海域时,遭到了美军潜艇的鱼雷袭击,最终沉没在中国舟山群岛的海里。



    船上关押了1816名盟军战俘,沉船时他们奋力求生,或因为被锁在船舱无法逃脱,或侥幸逃脱却被日军残忍射杀,或因体力不支最终溺水,最终有828人在海上遇难。


    当附近的舟山渔民看到海上的境况时,毅然决定下水救人,最终他们靠着当时传统简陋的小船和舢板,救下了384人,并将仅有的衣物和食物提供给他们,帮他们逃过了这一劫。甚至当日军上岛搜人时,舟山渔民还将3名盟军战俘藏在海边陡峭的岩洞中,躲过了日军的搜捕。


    这3名幸存的战俘后来在中方的保护下安全回到了英国,也将这段历史告诉给了他们的家人。


    点击链接观看视频:这就是中国人的格局!82年前舟山渔民冒死拯救盟军战俘


    那时候,“里斯本丸号”尚未被人找到,这段历史也只流传在舟山渔民之间。这恰恰刺激了方励专业的好奇心——这位不少文艺电影的“操盘手”,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身份: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出身的海洋技术专家,曾组队成功打捞大连“五·七空难”黑匣子的人就是他。


   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,方励的专业本能告诉他:一定要找到这艘船,要挖掘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。


    于是,方励开始投入了对这段历史的搜寻,前后八年时间,不计人力成本的投入,同时遇到不可抗力因素,比如资金链断裂。为此他变卖所有房产,人进入70岁,反而过起了租房生活,恰有“‌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‌”。



    有人劝过方励,差不多可以停下来了,收集到的素材远超一部电影的容量,但他并不满足,甚至计划将更多电影之外的素材,放在网络的虚拟纪念馆里,留给后人看。


    这种挥霍非常“任性”,但放在方励身上并不奇怪。在很多人眼里,他还是8年前那个为吴天明导演遗作《百鸟朝凤》,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甚至下跪求排片的电影人。“仗义”一直是他的底色。


    即便如此,我们依旧会好奇,这件事情的情怀远超过方励所能承担的能力。当面对跨国对话、需要“海底捞针”般寻人的过程,方励内心有过放弃吗?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方励将这件事进行到底?



   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和方励进行了一场对话。在他主理的劳雷影业里,有一间工作室单独留给了《里斯本丸沉没》,房间里摆放着各种模型,以及道具。直到现在,白板上还写着密密麻麻的电影创作思路。


    这次作客1905电影网《对话》栏目,方励坦言初衷是好奇心,但随着历史一点点被挖掘,整个过程就是“抢救性采访,不能停下来,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过程。”



    以下内容根据方励讲述整理完成:


    Part1


    早在2005年,一支中国香港的水下考古队就曾到舟山寻找里斯本丸号,但无果。我就很好奇,既然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,为什么没人能找到沉船呢?


    2016年,我自己带队,拿着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去找里斯本丸号。一开始我们根据之前仅有记录的坐标去寻找,依旧什么都没找到。我不服气,索性放大搜索范围,终于找到了一艘沉船。



    但我们该怎么证明它就是里斯本丸号呢?


    2017年,我们第二次再次带着装备出海进行了精确探测和成像分析,结合其他证据,证明了那艘沉船就是里斯本丸号,坐标【30°13'44.42"N  122°45'31.14"E】。



    在寻找沉船的过程中,我又听说了两位老人的存在。


    一位是在舟山的94岁老人林阿根,另一位则是身在英国的98岁老兵丹尼斯·莫利,这是两位当时仍在世的 “里斯本丸号沉船”事件的亲历者。其中,林阿根老人因为年长,已经不太能记住当年的事情。


    这让我突然警觉,必须进行抢救性采访,他们就是仅有的人证。



    那时候我并没有任何预设,只是希望这段历史能被世人记住。可是在采访过程中,我发现背后原来还有这么多让人心碎的故事。


    过去提到沉船故事,大家都会想到泰坦尼克号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,好莱坞就有了以泰坦尼克号为创作背景的电影《冰海沉船》,只是那部电影的声量并不大。直到卡梅隆拍摄了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,因为影片的可看性,这个故事才被全球尽人皆知。


    里斯本丸号上遇难人数只是超过了泰坦尼克号遇难人数的一半,如果我们中国渔民没有下海救人,日军不停火的话,里斯本丸的遇难人数甚至会更多。但这段历史籍籍无名。



   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,我给历史填了个空,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,不光盟军战俘的悲惨遭遇,以及他们亲人对他们的思想,还有我们中国渔民的义举,同时包括了日军的暴行。


    真的等不及了,这些都必须传递出去给更多的人知道。


    两位经历者当时已经90多岁了,就连很多经历者的后人都80岁以上。从我们开始采访到电影完成的6年时间里,每年都会有人离世,林阿根离开的时候是97岁,丹尼斯·莫利则是在101岁的时候离开了大家。



    时间给了我很大的压力,但也是动力。很多人都问我做这部电影的冲动是什么?是分享。


    我想把这段历史分享给所有观众,希望大家通过《里斯本丸沉没》,感受光影和声音构成的一段活生生的历史。



    Part2


    为了能证明找到的沉船就是里斯本丸,我们去了日本的造船株式会社,寻找这艘船的历史文档和图纸,结果什么资料都没有。但我们找到了“对马丸”的模型——“对马丸”同“里斯本丸”是姊妹船,共用同一张图纸。


   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萌发了一个想法,想看看日方对这段历史的记载。



    我们拜访了盟军战俘研究所的两位教授,但他们对里斯本丸的了解甚少,直到在日本相关机构的公开档案中,我们才在一些过去解密的档案中,找到部分关于“里斯本丸”的资料。


    我们去过不少国家,但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是最多的,有人不愿意接待我们,甚至没有理由就把我们打发了。我们查到在1943年1月,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当时日本的军政府发出抗议电报,但被日方否认,认为这是英方捏造的。



    我们也接触了一些日本学术研究者,他们如今对于这件事还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。他们对盟军战俘是同情的,对中国渔民的救援是敬佩的,对当年日军的行为,原则上持反对态度。


    我们更希望能找到日方当事人,但真的太难了。当年押运战俘的军官早在战争中死了,其次是希望能找到“里斯本丸”的船长经田茂。


    当地的户籍管理所自然不会告诉我们当事人的住址,我们只能通过日本私人侦探所的力量(注:私人侦探在日本是合法的)。一个月之后,侦探社真的替我们找到了船长的子女。



    我们相约见面才知道,他们并不知道“里斯本丸”,只知道父亲被军事法庭判了7年,提前2年假释,后半生终日抑郁自责,天天吸烟,最后患肺癌去世。


    我们既然干了抢救历史这件事,就希望能从各个角度去聆听大家的看法,以及留在世界上的信息。


    Part3


    2004年,一名叫托尼·班纳姆的英国历史家曾经撰写了一本关于里斯本丸沉没的书籍,书中他接触过十余位在世的战俘,也有很多周边采访。这个过程中,惊喜地发现了费恩祺。他以前的长官就是“里斯本丸”上活下来的战俘,所以他对这段历史也非常了解。



    于是,我们马上想办法联系上了两人,并邀请托尼·班纳姆担任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历史顾问,后者担任影片的军事顾问。托尼给了我一份亲历者及后人的名单,差不多一二十人,但这对我而言并不够,我希望找到更多人来还原“里斯本丸”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
    “寻人启事”是带来了最大的号召力。


    我们斥巨资在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连续打广告,弄得整个英国都知道我们在找人,甚至还给我做了一个全球直播,让全世界听到这个中国故事。



    最终,我们找到了380多个家庭,前前后后我们采访了差不多150多人。但这是电影,需要讲更有代表的故事,《里斯本丸沉没》正片涉及了二三十个故事,但大家能在片尾看到好多彩蛋,差不多有136个,都是我们没法放进正片里的故事。


    我本来计划在网上做一个数字的虚拟纪念馆,把已经采访完的故事,以及还有120名报名还没来得及采访的人,都放在这个上面供大众浏览。我们原计划从2019年12月开始,我留了两台摄像机在伦敦,并邀请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帮忙拍摄。但疫情爆发,整个计划因此中断了。



    至于未来什么时候能完成,我也不知道。一方面我已经没钱了,为了这部影片,我已经倾家荡产,而且我们还有100多个采访故事还没进行后期剪辑。我听说未来舟山有计划在东极岛做一个“里斯本丸”的纪念馆,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内容捐出去。


    我做了20多年电影,但这是第一次担任纪录电影的导演。一开始以为几百万就够了,但没想到最后不断超支,很庆幸的是,所有人听到这个故事之后,都主动愿意支持和帮助我。



   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个楼上开影片策划会时,来了2、30个年轻人。他们都是因为听了这个故事后,愿意以义工的身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。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付了费用,但都是低于他们过往的成本费用。


    Part4


    在采访的过程中,我本能地被他们的家庭故事、他们的父辈故事所吸引。我就好像是一个朋友在跟他们聊天,试图从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。这两年,我和他们天天聚在一起,几乎天天都会听到让人流泪的故事。



    费上校替我们联络了三位战俘后人,他们的爸爸都在3号舱里没有出来,我希望他们能认识。我看着他们中午吃了便餐在那边聊天,突然被触动,我想到了我的父亲——我奶奶当年因为不被爷爷家族认可,最后投江自尽。我父亲一辈子都在寻找母亲的坟墓,我太清楚那种对亲人的愧疚和长久的思念。


    我就问他们,要不要跟我去东极岛,跟你们的爸爸说一声再见。


    这些老人都是第一次来中国,必须得有伴,而且他们的年纪都很大,不可能坐经济舱。剧组的人问我,老方,你把这些人拉来中国,这得多少人,要花多少钱啊。但我不管,我只是希望能完成这件事。



    2019年8月7日,一共有来了14位老人,那个画面真的太动容了,那就是人类情感的爆发点。我们当时用了一台声呐拖在轮船后面,当声呐传过来了影像时,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:你们的爸爸就在这儿下方30米的地方。


    这种“灵魂重聚”真的太有意义了,在岛上完成了安息仪式之后,我们相信他们父辈的灵魂从此就安息了。


    那一次,他们还见到了林阿根老人。当时他们都非常激动。因为没有当年像林阿根老人那样朴实的中国渔民,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故事。



    当年参与救援的255位渔民中还有老太太和小姑娘,他们一起救下了384名盟军战俘。在那个战争年代,岛上粮食和衣服特别缺乏,但岛民们几乎把物资都捐了出来。


    这些盟军战俘也很棒,当日军上岛搜人的时候,他们为了不连累渔民,主动选择跟日军离开,不少人被日军抓走时还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还给渔民,因为知道他们太穷了。


    但我们在采访过程发现,东极岛的渔民都特别低调,情感特别朴实。


    当我们谈到他们先辈当年做过的义举时,他们当然会自豪,但从不会高调地说父辈多牛,甚至连“英雄”两个字都没听到过。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,救人就是渔民的本能,只要海上有人遇难,是个人都会去救的。



    我们用纪录故事片的形式将这段历史呈现给观众,将来还会有管虎导演根据这段历史拍摄的剧情片《东极岛》。去年4月的时候,管虎导演带着编剧,还有制片人梁静、主演朱一龙来看了这部影片。


    我相信真实历史从情感上能触动更多人,也会被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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